【编者按】 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国务院，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全面部署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锚定为5%左右,各项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兼顾了需要和可能。

　　政府工作任务着力突破瓶颈制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目标与任务之间，彰显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5%左右的增长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进一步努力。报告特别强调，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宏观政策对经济产生作用方面，中国和发达经济体有明显区别。发达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某种意义上来讲，其新增长潜能很少。对其而言，宏观政策基本上决定了整个经济的走势和大局。但是，中国不同，我们有至少5%左右的增长潜能，并非低速增长，还有中速增长潜能，宏观政策主要起的是稳定平衡的作用。就当前稳增长来讲，宏观政策要把握好，总体而言，要适度宽松，更加积极。推动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

　　需求侧，本质上要解决城乡关系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我国城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提升空间，要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把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地钱挂钩政策，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进城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三个平等”，即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权利平等、土地包括不动产方面财产权利平等。和身份平等相关的就是户籍制度改革，建议可以采取负面清单的办法。如除了为数不多的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地区外基本上都放开，取消城乡居民身份的差别。在三年脱贫攻坚战以后，我们应该实施一个新的三年攻坚战，以2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攻坚战。这个过程中可以实施进城农村人口基本保障住房建设工程。浙江在这方面出台了一些好政策，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其他地方应该跟上步伐。

　　土地权利的不平等是农民财产性收入低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但在现实中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进展整体上尚不达预期，宅基地转让受限，现在还有一大批小产权房的问题有待解决。下一步能否率先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值得深入思考。

　　在农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转让抵押担保方面有积极的探索和突破。为了免除后顾之忧，我们可以规定农村土地交易后获得的收入优先为相关人员完善社保包括保障性住房，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比原有土地保障更可靠、更有效率的现代化保障体系。与此同时，应该允许城乡居民双向流动和置业，带动居住条件的改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供给侧，应以更大力度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科教兴国，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水平自立自强，说到底需要有人去冒险，去创新，即需要企业家精神。理论上应把企业家和资本家分开，这是两种不同的人，具备两种不同的能力。所谓企业家才能和精神是指被称为企业家的那部分人，他们拥有好奇心、远见、洞察力、冒险探索、坚韧不拔、组织协调力、执行力等一系列特质，是组合资源的资源，是组合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在内的各种资源的资源，是一种更为稀缺的资源。资本家是资本提供者，其和企业家的才能是两种不同的职能，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民营企业家具有企业家才能，能够识别机遇，组织好资源，抓住时机，创办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不同所有制股权多元化已经成为常态。更重要的一点是，过去我们按照所有制来划分企业类型，这低估了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根据这种情况，应该对企业的分类做出相应的调整，按照企业的规模、技术、就业等特点进行分类，并出台相应的政策。同时，所有制对投资者进行分类。不同所有制的区别是由企业层面转到投资者层面，企业是平等发展公平竞争，投资者各具特色各显其能。在这些方面可尝试有一些新的理论上的突破。

　　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方面要有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在允许鼓励平台企业、大型科技企业大胆投资、积极创新方面，这对创新特别重要。我们看到，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都是一些大企业在做，可让它们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实行常态化负面清单为主的监管。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很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话题。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最关键的一点是推动科技创新，同时推动产业升级，建设新型的产业体系。此外，还要推动高水平的开放，包括制度性的开放。

　　积极建设国家的创新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提高总要素生产力，背后就是怎么创新，包括科技创新、经济创新、企业创新、行业创新、业务模式创新等。国家创新能力除了人员和资金的投入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投入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这个效果受一系列环境和因素的影响。比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民营企业活跃的程度等，这些因素发展得好会使得投入的效果更好。我们在推动国家创新能力提升、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华体会体育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应该由投资来驱动，还是由消费驱动？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两者之间应该维持一个相对的比例，有足够多的投资去形成新的产能，最好也要有相应的消费需求来消化新增加的产能，这样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从宏观上来说，我们确实在过去有不平衡的问题，这点值得注意。

　　结合对外开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更积极主动地利用多边框架，维护一个开放的、公平的、透明的国际贸易体系，推动、利用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地区性的一些贸易协定。客观地说，我们生产了很多经济实惠的产品，像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板，这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是有益的。我们应该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推动形成多边框架，尤其是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要想办法逐步克服宏观失衡的问题，即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国内的消费需求能否提升，如果国内消费需求得到比较大的提升，那么很多新的产品，包括传统的产品可以在国内大部分市场消费。如果仍然指望把大部分产品出口到世界市场，尤其在今天这样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当中，难度较大，所以，国内经济再平衡很重要。怎样提升国内的消费？有一些举措短期内可以做，有一些长期才能见效，一些结构性的举措会有周期性的效果。比如，增加居民收入，增加福利支持，改善收入分配等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消费，消除国内供求之间的缺口。

　　在支持创新、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时，尤其在新兴产业当中，过去遇到一些“卡脖子”的情况，在一些领域发展中遇到一些困难，我们需要自力更生来发展新兴产业。同时，积极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政策至关重要。即便是自主创新也应该保持在一个开放的环境当中，这样的创新会做得更好，需要考虑的是在支持创新的过程中，一些产业政策有没有可能变得更加高效，更加市场化，更加符合国际经济环境。例如，现在发展新兴产业，在“新三样”当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像光伏行业在短期内形成了过剩产能。应避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在少数行业。这可能在短期暴涨后产能激增，对于消化这样的产能存在一些问题。我们需要的创新是全方位的，不是在一个领域，要更加注重平衡性、高效率性。

　　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第一，在支持创新的时候，重点应该放在前端，即创新的部分，而不是让更多的资源在生产消费端，因为关键要突破，突破以后让市场和企业家去实践。第二，产业政策不要限制竞争，而要支持创新，对一些所谓“卡脖子”的领域或技术，政府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克服一些瓶颈问题非常重要。第三，产业政策要有退出机制，在一些领域技术已突破，企业已经可以生产的情况下，不要无限制地补贴下去。第四，一些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过去一直在帮助创新，但应注意不能盲目地紧跟一个方向，避免宏观上的失衡。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95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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